刊於《藝術觀點》第47期：東亞安那其─藝術行動主義與諸眾的蜂起；2011年7月出版
二○○九年是六四的二十周年，我與一眾友人都感到要為六四 "做點事"，於是籌組「P-at-riot：八十後六四文化祭」（後簡稱「文化祭」）。
對應一種長久以來就悼念六四的一種單一與悲情的狀態，文化祭希望開放悼念六四的可能性，強調當年學生那種為社會不公義而站起發聲的精神，聯繫到當下社會的狀態，並藉此實踐／提問年青一代的社會身份和責任。正如絕食書的一句話:「國家是我們的國家，人民是我們的人民，我們不喊，誰喊？」在文化祭中，我們期望藉不同面向的活動，鼓動同代及更年青一代的參與。當中包括藝術展覽，街頭藝術行動，音樂會，野餐讀書會和電影放映會等，提供一些年輕人較容易參與的平台，也期望提供一個軟性的角度，打開認識事情的不同向度。
對於六四，討論的主體往往是由當年親身經歷的一代主導，焦點一般在整個民運的血腥結局上，而每年的燭光晚會的人數代表一定重要性。文化祭以「八十後」（八十年代出生）為出發點，正正期望一種由新世代說出六四的方式。「八十後」作為一條世代經驗的界線，也指出一些特別之處。在六四當年，最大年紀的只有九歲，對六四的印象大都只是模模糊糊，但恰恰是這種「似有還無」，卻帶出傳承與交接的急切感。另一方面，今天的八十後也是二十來歲的年青人，與當年北京的學生相若，但今天國內貪腐問題仍然嚴重，言論自由的打壓變本加厲，身處不同時空，兩代青年可有什麼相互呼應？今日國內的八零後在謊言中成長，對他們而言，重提六四也是不愛國的行為，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唯一仍能公開大規模悼念六四的地方，兩地八十╱八零後的對照也反映到這城的獨特時空。
翌年，我與友人們創辦了社區藝術空間：「活化廳」，期望實踐一種建立在生活關係上的社區藝術，也思考到結合社區網絡的藝術行動有什麼可能性。我們從收集社區歷史的角度出發，策劃了《六十四件事》這一年，我們更進一步關心「六四」可怎樣傳承：六四如何與一般人產生內聯，建立意義？
我曾與一些八十後的藝術家做了一些訪談，了解「八十後」這一代是怎樣認識六四？又是什麼驅使他們今天為六四站出來發聲？而我發現那些引發我們更有興趣追溯六四的驅動可能就是一首歌，老師說過的一段話，父母某年六四翻看的錄影帶…，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故事，卻真實地發生在我們的經驗，緊密地扣連當下的生命。那些人物是曾經與我們相遇，殘留在記憶，即使並不耳聞目視，但重要的是觸碰到今日的追求，但仍被壓抑的價值。因此歷史並非斷裂，而是一個個發生在每個曾經直接間接參與者心中的故事，當中涉及情感的元素，便可以與藝術碰撞和整理。
比如說，六四以後，很多父母當年為初生的孩子，改了些與六四有關的名字，如津津（June）、天安等。但對於廿年後長大成人的津津而言，那種情緒是難以連繫的，但這些隱藏在名字裡的價值，卻不自覺地傳承到下一代人心裡。這些情感隱藏在他們的名字，也隱藏在一些真實的故事中。若歷史的話語權掌握在統治者手裡，而民間就像在歷史的廢墟中，去尋找一些有用的碎片，藝術的角色是提供一個再現這些碎片的線索，讓個人連接過去，兩者產生內在經驗上的關連。
「來往廣場的單車」是我與鐘惠恩在10年共同策劃的一次藝術行動（重申這是藝術行動，而非單車遊行）；行動期望在社區中重現港人在六四記憶的一些片段。在六四的眾多符號中，我們選了單車。一般而言，六四的符號總是坦克，軍人，血，都是一些消極的符號，單車卻是一個較少被挪用的，但從六四零零碎碎的片段中，學生騎著自行車穿梭廣場，互通消息，及至後來軍隊進城，學生騎單車運送傷者，單車代表個體，代表青春，輕盈，自主，她們既是分散，也是集合…。而來往廣場，穿梭城市的單車，也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慢慢消失，那又與六四慢慢被政權慢慢清洗似有相連… 因此，這一行動期望在六四當日，於香港重演一幕學生騎著自行車穿過城市的景觀，讓參與者想像當天學生的心情，連結起來重提這城市的過去。另一方面，行動路線途經數個地區，並隱藏著一些快被遺忘的社區歷史，如行動的起點油麻地正是當年於六四後發生一場（相信由左派支持的）暴亂而令到之後的一些悼念活動被迫取消，又或是尖沙咀文化廣場上的雕塑原為紀念六四死難學生，本名為「自由戰士」的雕塑，後被英國政府改為「翱翔的法國人」。與其說是對外的姿態宣示，行動更著重參與者的內在感受，過程中更注重參加者創造的經驗。
直接行動有種回應現狀的迫切性，但也是一種偶發，欠組識，每次重新動員的聚合，這也是行動之為行動的原因。如果只是製造媒體效果，變成一種姿態，所謂行動又改變了什麼？藝術未必對事情構成直接改變，但所謂的改變，正如行動前也不可預測是否必然成功或失敗，而箇中過程與累積下來的討論，才是建立身份認同的基礎。雖是遲緩、間接，但能累積前進，也彌足珍貴。藝術沒有力求改變別人／世界的意圖，開放想像也是一種對管治機器去政治和階化的對抗，而更重要是，藝術讓我們停下來關注當下你我連結的一刻。
